柴可夫斯基一生最大的悲哀，在于他无法公开正视的同志身分，这种被社会氛围束缚下的痛苦，不仅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意味着身败名裂及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即使到了今日依然存在。2014俄罗斯颁布禁止宣扬同性恋的法案，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抗议下，俄国总统普京接受访问说：“有人说，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，老实说，我们爱他不是因为这一点，但他是伟大的音乐家，我们都爱他的音乐。”摆明回避这项事实，接着再由媒体展开保护柴可夫斯基免受谣言毁谤的宣传攻势，就可以得知柴可夫斯基的悲哀，直到一百多年后仍无法解脱。
“对于我，作曲是灵魂的一种自白”于是，柴可夫斯基终究得将内心最深沈的秘密化为旋律，无论是《悲怆》交响曲、或歌剧《叶甫根尼•奥涅金》、甚至最受欢迎的三大芭蕾舞剧，全都流露着作曲家面对身为同志却又痛恨自己是同志的真实写照。总有人刻意避开柴可夫斯基是同志的那一层面，或硬要搬出他结过婚的实证，但伟大的艺术总是得经过巨大的痛苦才能淬炼孕生，一如贝多芬若没有遭受耳聋的打击，怎能写出战斗指数高昂的音乐？倘若柴可夫斯基是个快乐的Gay，或许他也无法写出如许凄美的乐章。